红袖子五大领袖之聂元梓，攻击彭真等元老，还亲自审斗自己的丈夫
陆平同志提拔了一些思想上有问题的干部，北京大学那边情况不妙，资产阶级的人特别活跃，他们在政治思想、学术研究、教学等多个方面，拼命想拉拢年轻人。北京大学现在处境很危急，不能再拖了，不然这所学校就要完蛋了。想要改变现状，就得来场彻底的变革。
这是1964年，当北大迎来教学工作指导组时，聂元梓向指导组告发了当时担任北大校长的陆平。但要是咱们仔细瞧瞧这两位的历史，就会晓得，陆平曾经在聂元梓遇到困难时帮过她一把。
这么一想，我们心里就嘀咕开了，聂元梓为啥要对帮助过自己的恩人、上司反咬一口呢？这里面会不会还牵扯到其他人呢？
【风雨飘摇的十年】
1966年5月4号到26号，中央政治局开了个扩大会议，在5月16日那天通过了一个叫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》的文件。这个文件把彭真起草的“二月提纲”批评了个底朝天，说它是给资产阶级想重新掌权造势的修正主义大纲。打那以后，“五一六通知”就成了指导文件，接着就是十年的大混乱开始了。
康生是这场活动的带头大哥，他早早就让老婆布下了“局”。曹轶欧眼睛紧盯着北大这块教育的宝地，老想着瞅准机会，把学校里的老师拉进自己的阵营，一起干些不正当的勾当。
5月24日晚上，康生和他老婆曹轶欧在家里摆了桌酒席，请了北京大学七位老师，其中也包括聂元梓，来家里聚会。就在那晚，他们悄悄开了个会，内容挺神秘的。
动作真快，晚宴结束的次日，聂元梓和另外六位教师就一块儿，在学校饭堂里贴了一张大字报，标题挺吸引人的，叫《宋硕、陆平、彭佩云都做了些啥？》。这事儿在北大这个思想活跃的地方，可掀起了不小的波澜。
有了毛泽东同志的点头同意，6月2号，《人民日报》就把这张大字报登了出来，它还因此被称为“全国头一份马列主义大字报”。康生称赞它为“像巴黎公社那样的宣言”，还呼吁“所有革命的知识分子，该上战场战斗啦！”
这一下子把全国的革命热情推向了顶点，聂元梓因为是最早喊出响亮口号的人，所以就顺理成章地站在了最前面，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。
学生们越来越有干劲，可也跟着带来了一些过激的行为。6月18号那天，学生们自己动手，在学校里找了40多位老师进行批评，这事儿后来被人们叫做六一八事件。虽然工作组出来指责说学生们做得不对，是乱来，但这次经历还是让学生们觉得，自己好像打破了什么老规矩，挺带劲的。
7月25号，陈伯达和江青对工作组的表现提出了批评，还激起了学生们的激动情绪。在这种很大的压力下，工作组只好离开了北京大学。这时候，聂元梓更加得意了，当上了北大文革筹委会的头儿。
8月18号，聂元梓带着几个学生跑到天安门城楼去见毛主席，并且受到了亲切的接待。打那以后，这些反动分子觉得自己有了靠山，胆子更壮了，开始变本加厉地整党内的好同志。
在全国闯出名堂、掀起轩然大波后，聂元梓更受康生的赏识，变成了地道的“帮手”。她的职位也一路攀升，最后当上了省部级的大官。
同年11月，根据康生的命令，聂元梓跑到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，在那里她碰见了张春桥。两人经过一番商量和策划，共同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方案，目标是要“拿下上海的领导权”。
他们开始把矛头对准了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常溪萍，为了掌控上海的领导权，紧接着召开会议，对常溪萍和其他许多能干的干部进行批判，这导致上海市委的工作一度陷入了停滞状态。
12月的时候，南京那边的一些造反派，见聂元梓还在上海，就特意请她去开会，说是要听听她的“高见”。结果在那会上，聂元梓又一股脑儿地讲了些反动的话，害得不少人又被她给带偏了。
在满足了许多野心后，这个坏透了的团伙还是贪心不足，他们又把主意打到了开国功臣的头上，聂元梓甚至还专门搞了个“清除隐患战斗队”，充当她的马前卒。这个战斗队自称立下了“三大功劳”。
首先，她给康生写了封信，说彭真、薄一波、安子文等人是叛徒，结果这些人就都被抓起来坐牢了。那时候，聂元梓和谢富治一起，硬说彭真这个对国家有大功的人是个叛徒，还编造说彭真一直跟蒋介石、阎锡山他们有来往。
另外，有人写了三篇骂朱德的文章，并且在《新北大报》上连着登了出来，总共印了55万份。这里面还包括一篇专门批评《朱德将军传》的。他们给朱德扣上了“野心勃勃的人”“流窜的将军”等帽子，这给朱德老人家心里留下了很深的伤痕。
第三个事件，聂元梓签了大名，贴出了全国首份公开指责邓小平的大字报。她诬陷邓小平是“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，这样的话对当时的邓小平同志造成了极坏的风评影响。
你得明白，咱们国家的好多忠诚英雄、开国功臣，心里都装满了对国家的热爱，哪能受得了那样的诬陷呢？所以那时候，那个蛮不讲理的聂元梓真是嚣张得很，好像自己多风光似的。
聂元梓因为搞出了不少“动静”，很快就被林彪看中了。当林彪成立北京市革委会时，他就请聂元梓去当了个副主任。
看到这儿，我们心里直犯嘀咕，聂元梓怎么就这么不明事理呢？还非要帮着恶人干坏事，这是为啥呢？说来话长，得从她那波折的前大半辈子讲起。
【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】
聂元梓1921年来到这个世界，那时候她家比周围人都富裕些，住在滑县，是个地主之家，日子过得相当滋润。
聂元梓有个兄长叫聂真，1929年在北平上学时，他接触到了中国革命，还投身其中。后来，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工作做得非常出色。学业完成后，党组织让他回到老家，当上了中共化县的县委书记。
聂元梓从小就特别佩服她的哥哥，每天都围着哥哥转，让他讲外面的新奇故事和中国革命的事情。就这样，在她心里头，悄悄地种下了一颗想要为国家出力、为人民服务的种子。
上中学那会儿，聂元梓在开封北仓女中念书，那儿的思想环境挺开放的，让她接触到了不少新观念。卢沟桥事变后，党里开始找有志气的年轻人，16岁的聂元梓毫不犹豫地就参加了革命，隔年就正式入了党。
那时候，聂元梓心里想的还是为革命事业出一份力，没啥太多的私心杂念。因为工作干得好，本事也大，所以她就被选中去延安继续学习和工作了。
在这儿，她碰到了一位挺有名气的文人，叫吴宏毅，是新华日报的撰稿人。俩人心都实诚，没多久就相互喜欢上了，于是在1945年成了亲。
抗战打完了以后，因为这俩人工作干得很棒，上头就安排他们一块儿去东北闯荡。到了那儿，聂元梓就当上了哈尔滨区委的宣传头头，还有市委的理论负责人。
夫妻俩起初感情挺好的，还一起抚养了三个宝贝孩子。可惜啊，那个风度翩翩的才子吴宏毅，终究没能抵挡住外面世界的吸引，到处留情，惹了不少桃花债。
要是说聂元梓起初为了保住婚姻，不得不忍气吞声，那吴宏毅因为行为不端受到组织惩罚，就成了彻底击垮她的关键事情。
1959年，吴宏毅丢了官职，这事儿让聂元梓彻底寒了心，她实在没法再忍下去，就和自己的头一任老公离了婚，连一起生的三个娃也不管了，两个丢给了自己老妈，剩下一个送给了别人。
等事情都处理完了，聂元梓感觉哈尔滨成了个让人难过的地方，想换个新地方去继续学习和工作。她就去找了自己那个交际广泛的哥哥，想让哥哥给她出出主意。
聂真挺为难的，但一想到妹妹的不容易，他还是求助于自己的老同学陆平。那时候，陆平已经是北大党委的第一书记兼校长了。陆平琢磨了一会儿，最后决定让聂元梓去北大，担任经济系的副主任。
聂元梓因为文章写得好，加上工作经验丰富，头几年经常得到领导的夸奖。到了1964年，她被升为了哲学系党总支部书记。不过，在高手如云的哲学系里，只有中学学历的她，就显得不那么亮眼了。
聂元梓老想着通过跟系里的老师争辩来显示自己有多能耐，可每次都碰钉子，没占到啥便宜，还老得不到领导的提拔，职位一直原地踏步。慢慢地，她就开始对工作、同事，甚至上面的领导都不顺眼了。
1964年，教育审查小组来到了北大，聂元梓瞅见了个机会，在背后狠狠给陆平使了个绊子。她东拼西凑了一些假材料，说陆平是“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言人”，这给陆平惹来了不少麻烦。
别人给一点小恩小惠，会感激不尽；但如果给得太多，反而容易让人心生怨恨。当初聂元梓无路可走时，是陆平向她伸出援手，让她能在北大有个落脚之地。可如今呢，聂元梓却因为自己没被提拔，反而对陆平怀恨在心，处处与他作对。
就在陆平被困住，没法摆脱困境的时候，多亏毛泽东同志说了句“陆平可是个不错的同志”，陆平这才少受了不少罪。可这样一来，聂元梓在北大的日子就不好过了，她被大家当成了忘恩负义的人。
这时候，聂元梓心想得找个能帮自己渡过难关的强力后盾。通过朋友帮忙牵线，她认识了一位67岁高龄的大官吴溉之。知道吴溉之不仅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，还是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常委后，聂元梓打定了主意，想和这位国家老功臣共度余生。
1965年，他们认识还不到一年，而且年龄相差整整二十岁，尽管吴溉的孩子们都反对，但他们最后还是决定走到了一起，成了夫妻。
结婚后没多久，聂元梓就认识了江青、康生这些人，并且开始帮他们搞“革命活动”，慢慢地就跟老公疏远了。结婚还不到一年，因为康生的一句话，聂元梓铁了心要和吴溉之分开，两人就离了婚。
这是因为康生觉得吴溉之和特务有牵连，非要给他安上“叛国”的罪名。为了更方便地批判吴溉之，并且和自己撇清界限，聂元梓急忙跟那个在困难时刻帮过自己的人断绝往来了。
1966年冬天的一个寒夜里，聂元梓让手下跑到吴溉之家里去翻箱倒柜，硬是把还拄着拐棍的吴溉之从暖和的屋里拽出来批斗，说他是黑帮坏人，不停地从身体上和心理上折磨他。到了1968年，这位可怜的老人带着冤屈离开了人世。
坏事做尽、伤害了众多英勇同胞的聂元梓，最后会有什么结果呢？她到了晚年会不会感到后悔呢？咱们一起来看看她的回忆故事吧。
【凄冷的晚年】
1968年，聂元梓特别火的时候，学校里分成了两拨人：一拨支持聂元梓，另一拨反对她。这两拨人早就看对方不顺眼了，气氛特别紧张。后来，他们终于大打出手，闹得动静很大，影响很坏。
毛主席看不下去了，觉得这事儿搅扰了学校的安宁，就派了工宣队去学校摆平。聂元梓呢，自然也成了重点关注对象。
1971年，聂元梓被隔离审查了一番，然后被安排到农场去干活。曾经风光无限的五大头头之一，现在也不露面了，那混乱的十年眼看就要过去，新希望快来了。
1978年，她被警察抓了起来。到了1983年，因为煽动闹事和诬告别人，她被判了17年刑。不过在1986年，她得到了提前出狱的机会，去北京养身体了。
她年轻时性格太固执，身边也没啥朋友能帮忙，一直寄住在亲戚家。后来她改名叫王兰，开始经商，算是给自己开了扇新生活的大门。
2005年的时候，她找朋友帮忙把自己的往事记录成了一本书，然后在2019年安详地离开了人世。
【结语】
聂元梓回想起那个混乱的十年，感叹那真是段灾难性的日子。多少人失去了生命，多少事情被耽搁。她也心里过意不去自己做过的那些事儿：像是贴大字报、站出来反对邓小平、跑到上海去为难常溪萍，还有反对朱德委员长的举动。
或许等到老了，她在写自己故事的时候才会明白，年轻时追求的那些名声、财富，还有那些日思夜想的地位，其实都不算什么，最重要的是自己一直以来的问心无愧、光明磊落。
可能她心里也会觉得委屈，觉得自己不过是反革命团伙里的一个“小喽啰”，细细想来也挺冤枉。但她也得明白，她伤害的那些同志，其实也都是清清白白的，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浮萍，谁都有过含冤落泪的时候。